從兩起水處理高新技術推廣應用看我國知識產權保護
2014-05-17 16:24:48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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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慧聰水工業網2008年9月5日訊 眼下，在環保產業中，*為火爆的莫過于節水減排了，太湖、巢湖、滇池等藍藻爆發又再次拉響了污水處理的警報，溫家寶總理在去年6月30日召開的“太湖、巢湖、滇池污染防治座談會”上指出：要堅持高標準嚴要求一定把“三湖”治理好；國家環保局也重拳出擊，及時關閉一批沿河流域的化工等排污企業。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元的污水處理工程吸引著眾環保企業摩拳擦掌,蜂擁而上，這不，原先從事水處理的企業開始求大求廣，和水處理毫不沾邊的企業也招兵買馬，及時調整產業方向，截止2006年底，主要從事水處理以及含有水處理業務的上市公司已經多達幾十家，而這些企業有相當一批是剛剛入行的，甚至連需要進行污水處理的工礦企業，也不忍看到肥水流入外人田，紛紛專門成立水處理公司、環境公司。而國家發改委關于“高污染行業的限量用水和限量排放標準”以及原建設部部長仇寶興的“將投資10000億治理污水”猶如兩聲霹靂的驚雷，再次讓水處理這塊大蛋糕變成聚寶盆，大有“槍聲一響，黃金萬兩”之勢。
然而，在水處理產業呈現一片繁榮的背后，讓我們領略到的卻不僅是可喜的成就，而是一絲絲的隱痛。
就以水處理產業中煉油污水處理及回用來說。我國石化企業建設初期，考慮到取水和排水的方便，其中80%都建設在江河湖海沿岸，油田、礦井又多處于嚴重缺水的沙漠地區和干旱地區，隨著水資源的不斷匱乏和水環境污染的加劇，水已經成為嚴重制約著石油石化業蓬勃發展的瓶頸問題，因此，中石油、中石化兩大企業集團及時提出“增產不增水”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口號，組織科技攻關和技術改造，并在全行業打響了節水減排的攻堅戰。
1998年，中石油率先在哈石化投資建設4000噸/日的污水深度處理及回用工程，首次將國產耐污染UF超濾膜應用于煉油污水回用工程，開創了我國膜法污水回用技術應用在煉化企業污水回用項目的先河，該污水處理工程是國內連續穩定運行時間*長的煉化污水回用設備，至今已運行7年，創造經濟效益相當于項目建設投資的四倍以上。之后，該技術在不斷完善的基礎之上又相繼成功地應用在撫順石化、撫順化塑、錦州石化、寧夏石化等污水處理及回用工程上，累計處理廢水近6萬噸/日，中石油因此也于2006年將此項技術列為全行業優先推薦的技術。按理說，工程的設計和建設者A公司應該春風得意，前程似錦。
然而，就在這項技術既為煉化企業節水減排創造一個一個喜人業績，同時又使A公司在業界名氣大躁，獨領風騷的時候，有些企業卻打起了另外的注意，選擇了“拿來主義”。
早在1998年，哈石化污水深度處理及回用工程成功運行出水，并于2000通過中石油中石化組織的成果鑒定的時候，A公司即把“膜法煉油污水回用技術及工藝設備”申請了國家發明專利，并把這套工藝流程中涉及的6個關鍵設備再生塔、除氨器、除油器、多腔生物活性炭、高效精密過濾器、絮凝快速反應器同時申請了實用新型專利，并得到國家知識產權局授予的7項專利證書,該項目也同時被國家科技部列為國家火炬項目。
水處理企業參與項目的過程一般分為：可研、投標、施工、運行、驗收五個階段，在可研階段一般是由項目的甲方向社會發標，然后水處理設計單位和工程企業根據自己的實力投標，在這個階段，一般是在文字字面上由甲方召集*后的投標單位陳述方案，*后再由甲方選擇其中*后的嬴家。
因此，在這個階段，誰要想奪取*后的勝券，誰就必須在可研報告中把*實質性的內容完全公開化。
2002年，北京某公司以項目招標形式從A公司以3萬元購得污水處理項目的可研報告，其中，甲方在雙方簽訂的合同中承諾，如果甲方采用A公司提供的可研報告所陳述的技術方案，那么，必須由A公司來進行其工程建設。這家公司是國內很有實力的一家石化公司，自己企業內部就有環保設計單位、有工程公司，自己搞不了，從外面請人來搞，的確是很丟面子的事，于是，這家公司的設計人員硬是憑借自己的技術積累，分析A公司的可研報告，終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污水處理及回用可研報告，并由自己的工程公司建設，然而畢竟是照貓畫虎，這套系統雖然流程和專利保護的一樣，但污水處理后的出水指標和這套裝置本該達到的理想指標相差甚遠。A公司就此事于2003年、2004年曾就此正面與北京這家公司項目負責人交涉過，其負責人承認是抄襲、侵權，同時答應給A公司支付25萬元專利使用費，而A公司認為，這項技術A公司經過10年花了將近600萬元才研制出，而A公司設計的這套水處理工程一年贏利至少也在1000萬元，如今，25萬就打發了，說什么也不甘心，但鑒于這家公司財大氣粗，民營企業和他們交涉如同雞蛋碰石頭，因此也就默默地忍下這口氣。
然而，A公司與北京這家公司的專利糾紛未果，消息不脛而走，卻給另外兩家油田和石化企業壯了膽。2001年河北某油田以同樣的方式從A公司“拿來”可研報告，這次不是照貓畫虎了，干脆生搬硬套，致使投資上千萬的污水處理系統“趴了窩”，至今不能運行，給企業造成極大的損失。如果此時這家企業及時請A公司出面解決的話，系統馬上即可運行，然而畢竟是“拿來的”自然要心虛，他們擔心A公司一旦發現侵權會吃官司，索性讓系統寧可停在那里不運行也不愿出面解決。
而2003年，新疆某石化公司的“拿來”方式*為高明，這家企業為了上污水處理項目，經過了長達3年的考察和論證，到2006年，這家公司干脆把整套流程工藝分解，分段發標，即一個工程由設備商、材料商和工程公司共同完成，至于設備之間如何協調，材料和設備如何配合，全然不顧。當A公司擔心系統可能會運行不起來，給項目負責人善意的提示時，項目負責人卻語出驚人：“沒事，等工程建好，我們崗位也換了”。
其實象A公司這樣的遭遇在水處理界時有耳聞，已不新鮮。
早在1995年，另一項污水處理技術二氧化氯協同發生器的專利權人、國家火炬項目—北京B公司也曾遭遇過同樣的命運。
這項技術專門應用于醫院廢水、游泳池水的確殺菌消毒，市場特別大、利潤也高，因此，模仿剽竊侵權的單位比比皆是，和A公司不一樣的是B公司本單位的技術骨干也招架不住利益的誘惑，紛紛另立門戶，成為B公司的競爭者。致使B公司一時間四面楚歌，陷入困境，B公司把有代表性的四家侵權單位告上法庭。
但這四起知識產權侵權案正處于國家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還不完善的時機，因此，B公司力盡艱辛，拖了很長時間*后慘勝！
為什么？
B公司拿到的不是侵權單位賠償的非法所得，而是幾張如同廢紙一樣的判決書，因為侵權單位不是資金早就轉移幾道彎了，就是侵權單位法人幾度變更，一時間損失的錢根本執行不回來，*關鍵的是打官司這幾年所損失的市場再也找不回來了。
如今，B公司的全部資產蜷縮在幾件破舊的平房里，即將年邁古稀的總經理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坐在灰暗的辦公室里，當回憶起10年前B公司鼎盛時期時，感慨萬千。
雖然B公司今不如昔的處境取決于技術更新、市場競爭等多種因素，但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被這四起知識產權糾紛拖夸了。對于一個剛剛發展起來的高科技民營企業，為這四起案件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猶如四把尖刀狠狠地刺傷了B公司的肋骨，使B再也無法恢復元氣。
那么，A公司會不會即將遭遇和B公司同樣的厄運？
A公司董事長對筆者說：“不會的。中央這樣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同時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我相信邪不壓正的，法律是公正無私的，法律會給我一個合理的說法！”
從這兩起水處理高新技術的推廣應用引起的知識產權糾紛，不難看出我國現階段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還面臨三大挑戰：
一、專利數量多、質量低、審時長
據國家知識產權局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發明專利申請量高達12萬件，并以33％速度遞增，而這海量的專利中大多被束之高閣，能夠應用到生產實踐中的很少，而能夠產生巨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更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專利的審查不管是初審還是實審基本是由廠礦企業、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招聘而來1700名專利審查員以文件檢索形式完成，而海量的專利審查也不可能專門成立某項技術的專家委員會逐個地審查和取證調查，難以確保所有發明專利都具備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導致專利數量多、質量低、審時長。另外，專利的保護期限過長，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高科技的發展速度。按照我國《專利法》規定，發明專利權保護期為20年，實用新型專利權保護期為10年，而在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一個產品的解密和破譯往往也就一年半載，信息電子領域的翻新速度更是令人砸舌。
二、專利糾紛的審判時間長、難度大、專業性強
相對于刑事和普通民事案件的審判，知識產權案件中專利糾紛案件的審判呈現三大特點：時間長、難度大、專業性強，發明專利尤為突出。由于發明專利糾紛涉及某個領域很前沿的技術、手段、設備和工藝，科技含量高，對于學法律出身的法官來講，往往對案件中技術內容只能望文生義，對此，法院目前采用專家陪審團，協助法官分析案件中的技術內容。如果眾專家意見一致，法官即可以專家意見作為評判依據，但往往專家各執一詞，意見不一致，那么就給案件的審判增加了難度，無形中也拖延了案件的審判時間；另外，某一技術領域的專家多集中在高校和院所，在發明專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校企、院企之間的產學研項目，那么被邀請的專家多少和原告或者被告都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法官難以確認，法官聽信于專家的技術分析，自然難以確保案件的客觀公正性。
對此，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原副廳長、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張廣良博士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認為：“在專利糾紛等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中，對于案件中有爭議的技術內容，法院一般采取三種方法來確保案件的客觀公正性：首先由專門的有資格的技術鑒定機構針對案件技術部分進行鑒定；其次，由原告或者被告各自推薦專家，進行分析辯論，如有必要，法院可以指定技術專家；第三，由懂技術的人民陪審員協助辦案。
另外，現在法院重視吸納一些理工科畢業生，對于一般的專利糾紛采取目前這幾種措施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三、全社會法制體系仍不完善
專利糾紛案逐年上升，一方面說明我國自主創新速度加快，高新技術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也暴露我國法律體系還不完善。
按說，企業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應當是建立在不觸犯國家法律的前提下，之所以有相當一批企業膽大妄為，總想走捷徑，拿別人的科研成果坐享其成，一是缺乏法律意識，二是懲治不嚴導致違法代價太低，三是執法不嚴給違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企業搞科研，技術攻關少則幾十萬多則上千萬，從市場調研、申請立項、中試試驗到出產品、應用運行、驗收和鑒定等，要經過許多重要的環節，有時甚至耗盡技術人員畢生的精力和心血，而“拿來主義”者卻不費摧毀之力把別人勞動果實據為己有，執法不嚴是根本原因。這如同盜版光盤為什么屢禁不止？一部分消費者貪圖便宜無可非議，如果對倒買倒賣盜版光盤者的懲治嚴重到讓你會傾家倒產，相信誰也不會冒這個膽了。而執法不嚴的*終結果就是挫傷了發明創造者的積極性，導致人人都去抄襲、剽竊，這樣造成的惡果就是不僅沒有自主創新，反而引起經濟秩序混亂。
對此，北京晚報“包律師”、北京市匯源律師事務所主任魏貴勤律師說：“專利是受保護的，在保護期限內，即使大家都明白某項技術的緣由，但如果不經過發明人許可，任何人使用仍然都是違法的！”